报告摘要：
日本消费增长长期乏力。尽管2024年春季劳资谈判实现33年来最高工资增幅，2025年工资上涨势头仍在延续，但消费复苏明显落后于收入增长。高物价压制了消费者信心，工资信号未能有效转化为实际消费，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问题进一步加剧了这一矛盾。
从家庭消费倾向来看，双职工家庭尤为突出。疫情期间，补助金一度提高了可支配收入，但受外出限制影响，消费机会减少，平均消费倾向随之下滑。虽然2023年有所恢复，但2024年再次下降，整体仍低于疫情前水平。长期来看，消费下降的原因包括自有住房比例与双职工比例上升、收入预期不稳、物价持续上涨以及养老担忧加剧。
工资增长仍是最重要的消费触发因素，近七成受访者表示若收入提高会增加消费。相比2019年，更多人关注“社会保障”和“就业稳定”,而教育费用的重要性下降，这与少子化和教育支出政策减免相关。持续性工资增长对消费的拉动作用明显强于一次性奖金或补贴，年轻群体的反应尤为积极。对未来收入增长缺乏信心是关键制约因素。约40%家庭预计未来5年工资保持不变，相当一部分甚至认为会下降。年轻群体中虽有一半预计工资会上涨，但对持续增幅的信心不足。企业方面，多数公司表示未来5年有信心持续加薪，但消费者对“加薪常态化”仍存疑虑，形成明显落差。
物价上涨预期同样压制消费。调查结果表明，预期物价上涨率与景气感呈负相关。多数家庭感受到物价上涨已远超工资增长，尤其是食品和日常消费品领域。高龄群体更容易基于“适应性预期”推高通胀预期，但由于受所得效应影响，他们更倾向于节约而非提前消费。年轻群体则更受时际替代效应驱动，在耐用品方面更愿意提前支出。总体上，物价预期上升已成为削弱消费意愿的重要心理因素。
与此同时，储蓄行为显著增强。2025年的调查显示，认为储蓄“完全不够”的比例由2019年的30.1%升至35.8%。养老储蓄占比最高，从46.3%增至536%;而“无特定目的”的储蓄比例更是从6.7%激增至22.9%,尤其在年轻群体中增幅突出。这表明，在养老准备之外，未来不确定性与焦虑情绪正不断推高储蓄率。
实证分析进一步证明，具有“预防性储蓄”动机的家庭储蓄率显著更高，平均比无此动机的家庭高约1个百分点，单人家庭甚至高出2个百分点。单人家庭由于缺乏家庭支持，在面对老年时期的疾病和护理风险时更易增加储蓄。随着小型家庭比例上升，预防性储蓄对宏观储蓄率的提升作用更加明显。
综上，尽管工资水平持续上升，但日本家庭的消费复苏依然受制于收入增长信心不足、物价上涨预期增强，以及老年不安推动的储蓄倾向。这些因素叠加，使消费长期低迷，成为经济复苏乏力的重要原因。
风险提示：日本执政党近期丢失两院多数席位，政策存在不稳定性。
1.日本近期的涨薪浪潮对消费的影响
2024年，受春季劳资谈判中33年来最高的工资增长率以及最低工资历史最大涨幅等因素影响，无论是正规雇佣还是非正规雇佣，工资增速均创下自1994年以来的最高水平。2025年春季劳资谈判的工资增长率继续超过2024年，工资上涨势头仍在延续。
另一方面，虽然工资加速上涨，就业与收入环境不断改善，个人消费呈现复苏态势，但受物价高涨等因素影响，消费者信心有所削弱，使得消费复苏速度相较收入增长依然偏慢。过去30年间，劳动力市场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供需错配问题依旧突出。工资上涨虽然释放了信号，却未能有效推动劳动力的流动性，市场机制作用尚不充分。
根据内阁府“家庭消费行动调查”,截至2024年的平均消费倾向显示出长期下降趋势。双职工家庭约占全部家庭的40%,单身职工家庭约占20%,双失业家庭约占20%。其中，双职工家庭的平均消费倾向自2010年代前半期以来，在50岁以下各年龄段均呈现下降趋势。
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因政府发放每人10万日元的特别定额补助金，可支配收入有所增加，但受外出限制影响，线下服务消费机会大幅减少，导致各年龄段平均消费倾向显著下滑。此后虽在2023年有所恢复，但仍低于疫情前水平，并在2024年再次下滑。进一步拆分来看，2024年在工资高增长、税收减负等作用下，各年龄段的可支配收入普遍增加，但消费支出增长却十分缓慢。
从家庭结构整体来看，双职工家庭、双失业家庭和单身职工家庭的平均消费倾向均在疫情冲击下大幅下降。双失业家庭在2023年基本恢复至疫情前水平，2024年虽略有下降，但整体保持平稳。单职工家庭则与双职工家庭类似，截至2024年仍未恢复至疫情前水平。由此可见，近年来平均消费倾向下降已成为职工家庭的普遍趋势。
进一步分析双职工家庭近二十年来平均消费倾向的变化因素，可以将长期下降归因于三个方面：①自有住宅比率上升：在统计中，租金计入消费支出，而自有住房的贷款还款计入非消费支出，因此自有住房比例上升会降低整体平均消费倾向。②双职工家庭比例上升：双职工家庭的消费倾向相对较低，因此其占比提高也会拉低整体平均水平。③其他因素：截至2023年，平均消费倾向的长期下降有一半源于住房与家庭结构变化，另一半则来自其他原因。到2024年，住房和家庭结构的影响大致与前一年持平，但难以用家庭构成解释的消费倾向下降反而有所扩大。
综上，以职工家庭为主体，剔除家庭结构变化影响后，平均消费倾向仍持续低迷，甚至低于疫情前水平。主要原因包括：①工资和收入增长中相当部分被视为“非永久性收入”,难以支撑长期消费。②食品等日常必需品价格上涨推高了家庭的预期通胀率，压制了消费者信心。③对未来生活不确定性的担忧加剧，以及对养老准备的顾虑，使得在职期间储蓄意愿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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