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SG30青年学者计划
ESG30青年学者计划(2024-2025)由财新智库、中国ESG30人论坛(ESG30)发起，东方证券联合发起，旨在为具备专业素养、创新力和领导力的青年学者提供系统化研究支持，推动ESG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探索和塑造新的经济范式。最终形成一批高质量的学术成果、政策建议和可应用于实践的方法论，为中国及全球的ESG实践提供前沿视角、智力支持和路径启示。
近年来，随着“双碳”目标的提出，绿色消费逐渐走入大众视野。居民日常的购物、出行、用电、用水等行为，已成为国家碳排放账本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据研究测算，居民消费直接产生的碳排放占比约为30%,若将生产端关联计算在内，间接排放更是高达79%[1]。这意味着，每一位普通消费者的选择，其实都在悄然影响着国家能否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为了引导公众在日常生活中做出更加环保的选择，我国长期以来借助补贴政策鼓励绿色消费。特别是在“双碳”战略提出后，绿色消费相关的财政支持力度明显增强。仅2021年度财政部提前下达的节能减排补助资金就达到375亿元，是2020年总额的3.34倍。在政策的推动下，企业纷纷加码绿色研发，相继推出低碳节能产品：上汽、广汽、长城等传统车企陆续发布新能源汽车战略；格力、海尔、美的等家电龙头也加快推进绿色制造转型升级。与此同时，政府对补贴资金使用成效的要求也在持续提高。例如，《节能减排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明确提出，专项资金在分配时应考虑资源节约和减排效果等环境目标。补贴不仅要“花出去”,更要“花得准”“花得值”,如何选择合适的补贴形式，已成为提升财政使用效率的关键一环。
补贴模式的分化演进：从“达标奖励”到“按绿记分”
在政策不断深化的过程中，补贴的发放模式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传统的绿色消费补贴多采用固定模式，即只要产品达到一定的环保性能标准，消费者即可获得预设金额的补贴2。现实中，固定补贴一直被广泛地用于鼓励绿色消费[2,3。这一模式在节能家电、节能灯具等推广中被广泛应用，自2009年起，财政部等多部委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覆盖了空调、电视、照明等多个品类。
近年来，随着绿色治理理念的升级，不少地方开始探索“浮动补贴”机制，即根据产品环保性能的差异，给予不同额度的激励——越绿色，补得越多。这一做法往往与碳积分制度相结合，例如北京、广东、成都等地推广的“碳普惠”项目，均采用“按绿计分、以分兑奖”的方式，引导消费者主动选择低碳产品。通过将减排行为量化并赋值，浮动补贴让绿色消费真正具备了“多做多得”的内在逻辑。
怎样既“绿”又“省”?补贴模式选择背后的经济思辨
补贴能否真正推动绿色转型，不仅取决于其存在与否，还取决于其设计是否科学、落地是否精准。尽管固定补贴具有操作简便、经验丰富等优势，但实践中也有不少案例显示，浮动补贴在相同资金规模下，往往能取得更高的减排成效。2020年，北京碳普惠项目利用一百多万元奖励资金，达成了相当于一万辆新能源汽车一年碳减排量的效果，约合每百元即对应一辆新能源车一年的减排，而传统补贴推广一辆新车的花费则动辄上万元。若以碳减排量为补贴成效衡量，浮动补贴的资金效率可达固定补贴的百倍以上。
当然，模式选择并不只是“效率优先”的技术问题。补贴政策的实际运作，还受到预算限制、市场条件、消费行为等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为更清晰地理解不同补贴模式在现实中的适用边界，我们尝试从政策制定者的视角出发，思考三个核心问题：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如何选择最优的补贴方式?在不同市场环境中，补贴的激励效果是否会发生变化?又有哪些潜在的“副作用”值得警惕?为此，我们对固定补贴与浮动补贴两种机制进行了深入比较，特别关注它们在企业绿色研发激励、消费响应行为及政策实施效益方面的表现。
围绕这些问题，我们从补贴激励的实际效果出发，深入比较了固定补贴与浮动补贴在不同场景下的表现。研究过程中，我们不仅关注企业是否愿意加大绿色研发投入，也特别留意了一些被忽视的“副作用”—比如消费被过度刺激后，是否可能适得其反。以下，我们将围绕三个关键发现展开讨论。
·补贴的“副作用”:警惕过度消费推高碳排放
两种补贴模式虽均具备激励企业绿色研发的能力，但也潜藏着加剧总体碳排放的风险。一方面，补贴促使企业推出碳排放更低的绿色产品，优化产品结构；另一方面，补贴通过降低消费门槛刺激需求，可能引发额外的购买行为，反而导致碳排放总量上升。当消费增长所带来的碳增量超过产品环保性能提升所带来的减排效益时，补贴反而可能“越补越不绿”。由于补贴本质上是一种消费激励工具，无论采用固定补贴还是浮动补贴模式，都需警惕其带来的“过度消费”效应。
·如何花钱?预算约束下的最优补贴模式选择
财政预算水平是决定补贴模式选择的核心约束条件。研究发现，在预算极为紧张或高度充裕的极端场景下，浮动补贴在资源配置效率方面更具优势。当预算有限时，浮动补贴可以精准配置资金，优先激励环保性能更高的产品，从而实现单位支出下的减排效益最大化。而在预算充裕时，政府在两种模式下都可以实施高额度补贴，但浮动补贴因其激励机制更具敏感性和针对性，仍能实现更优的碳减排结果。相比之下，在预算处于中等水平时，若政府能够合理设定环保标准并匹配合适的补贴额度，传统固定补贴同样可以实现较高的环境效益。这种“环保标准+补贴量”的组合策略，能够在促进企业生产符合环保标准产品的同时，控制由补贴带来的过量消费效应。
·消费补贴的“东风”:来自市场规模与绿色偏好的助力
市场环境是决定补贴政策成效的关键变量。研究表明，在市场规模较大或消费者具有强烈绿色偏好的情境下，两种补贴模式均表现出更显著的环境绩效。一方面，庞大的市场基数放大了绿色技术升级所带来的边际减排效应；另一方面，当消费者倾向于优先选择绿色产品时，补贴政策对企业的激励作用将更加直接和有效。因此，在具备有利市场条件的地区，政策制定者可以相对有效地推进补贴政策，无需过度担心其效果与环境目标之间的偏差。
综上可见，无论是消费补贴中潜藏的“副作用”、预算资源的现实约束，还是市场环境的异质性，都会深刻影响绿色消费补贴的最终效果。如何在激励与风险之间取得平衡，已成为绿色政策设计中必须直面的核心议题。为了厘清其中的机制，接下来我们将回顾已有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严谨的数理模型，展现我们的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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