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退休人士愈見長壽，生活質素卻未見提升。2007至2020年間，65歲或以上長者預期毒命有所增加，然而大部分延長的壽命卻是在帶病情況下度過，需面對身體或認知功能障碰的挑戰（Chungetal.，2023）（圖1）。研究預測，2041年本港65歲以上長者患有殘疾的當況將顯著加劇：與2021年相比，男性患病比率將上升128.6%，女性增幅更達135.5%（Yuetal.，2019）。此趨勢恐令家庭照顧負擔倍增，同時為醫療系統帶來龐大的開支壓力。香港退休人士的幸福感亦呈现跌勢。2024年最新數據顯示，其個人幸福指數在一年內從7.29分跌至6.63分（滿分十分），家庭幸福指數更由7.37分下滑至6.5分（HKWeCARE，2024）。分析指情况可能與退休人士面臨經濟不明朗、家庭結構變化（如子女移民），以及生活目標感減弱等因素有關。針對香港人口高龄化趨勢,推廣「積極樂颐年」(Active Ageing)數十年來一直是政府政策的重點方向之一。世界衛生組織(2002)将積極樂颐年定義為「透過優化健康、参與和保障的機會,提升生活質素的過程」(頁12),主張保持活躍有助縮短晚年受慢性病或殘疾困擾的時間(Fries,2016)。
舉例而言，益智活動(如解謎或學習)有助減緩認知功能衰退，包括降低認知障礙症風險(Ruthirakuhan et al.,2023);社交活動亦具相似效益(Bhatia et al.,2023;Feng et al.,2020)。研究顯示，参舆義工服務的退休人士心理社交状態顯著改善，抑鬱症状、孤獨感及無望感等有所減少(Kim et al.,2020)。相反，缺乏活動的退休族群更易出現社會孤立現象，而該現象亦與急診醫療服務使用率的上升有關(Bartley et al.,2024)。
在積極樂颐年的框架下，醫療及社會系統需協力推動退休前後持續活躍的生活方式，以實現「生存曲線矩形化」(圖2)的理想状態—即盡量減少晚年患病舆失能的時長。「積極樂颐年」模式有其價值，但社會上亦常有聲音指該模式過度側重「身體健全」的理想状態,如長期病患及殘疾人士的活動水平不能與其健康的同輩們比肩，因此積極樂颐年框架或會邊缘化較體弱人士。若單純認為参與更多活動必然提升退休生活質素，實則過度簡化了豐盛人生的多元内涵——此概念本應涵蓋活動質素、個人價值觀契合度、身心健康、社交連結及個體偏好等複雜面向。因此，支援退休生活的政策方向應著重於賦能退休人士自主地定義,並追求理想生活模式—不論是動態参舆或静觀内省。
我們主張以「意義感」為核心，重新審視退休及晚年生活，建立「樂活退休」生活。當一個人感到生活具連貫性(即合乎邏輯)、目的性(即有可追求的目標)及重要性(即感到生活有價值時),其生活便具備意義,能達到樂活退休狀態(Martela &Steger,2016)。此框架對生活質素更具包容性，強調理解退休人士即使面對健康挑戰,仍可保持心境豁達,並在生活中發掘喜樂與價值。
這種對退休觀念的重塑，亦呼應了現時社會對「有質素、有目的的人生」較「單純延長夀命」愈發重視的趨勢。最新調查顯示，香港人寧可活到75歳但人生豐盛，亦不願平淡度日至80歳(Manulife,2025)。我們預期這種長夀觀念的轉變,将持續影響社會對退休的期望。
提升香港退休人士的生活質素對社會有何益處?
享有樂活退休生活的退休人士，通常擁有更佳的身心狀態。我們認為,當這種個人效益擴展至社會層面，将對醫療系統、經濟活動及社區凝聚産生深遠影響。
研究指出，具備堅實生活目標的長者，往往能更有效維持其身體機能與認知能力(AshaRatiet al.,2022)○他們使用醫療服務的頻率較低，且更積極参與預防醫療護理(Muisch et al.,2018)○此現象可歸因於他們更強的自我照護動機—無論是為了自身福祉抑或是為了關顧所愛之人。從政府角度看，鼓勵退休人士建立樂活退休的生活方式，有望降低公共醫療開支。
退休人士已成為香港不容忽視的經濟力量，作為消費群體尤其影響顯著。具體而言，59%本港退休人士持有超過100萬港元流動資産，而整體退休人群的平均固定資産更達560萬港元(IFPHK,2024)。這轉化為可觀的消費實力，其每月平均支出為14,700港元，高消費群組更達23,671港元。退休人士的消費模式與其生活質素密切相關。他們傾向進行更具目的性及情感導向的消費,即更願意為追求個人意義或能産生情感共鳴的事物投入資源，例如發展興趣與嗜好(Carpenter&Yoong,2013)○隨著政府推動銀髪經濟發展，促進退休人士建立具意義感的生活方式，不僅是重要的社會目標,更是刺激經濟增長的關鍵動力。
此外，退休人士生活愉悦有利於構建和諧社區。研究表明，快樂情緒在社交網絡中具有感染力，意味著退休人士的幸福感能正向影響其社交圈(Fowler &Christakis,2008),而退休人士的身心健康亦能鞏固家庭關係。舉例而言，情緒積極的退休人士可降低其配偶罹患抑鬱症的風險(Kristensen et al.,2022),並能促進與成年子女的關係，優化共同育兒體驗(Chen et al.,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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