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告对“五社联动·家园助力站——社区基金助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合作项目” (以下简称“五社联动·家园助力站”项目)中社区基金的实践进行细致考察，旨在理解该实践中社区基金治理和运作的总体特征，总结社区基金助力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和具体创新模式。
对项目中社区基金的实践样态考察表明：“五社联动·家园助力站”项目主要探索了在街道、乡镇层面设立社区基金的模式和经验。该实践中社区基金在治理架构上的主要特征是强社工参与，呈现出较强的资源整合及执行专业化导向；社区基金筹资模式呈现出多元创新的局面，种子基金撬动机制创新、互联网筹资渠道的广泛使用和基于社区资产置换的经营性筹款模式创新是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新趋势；社区基金在使用和作用发挥上最核心的经验是撬动社区参与和促进“五社联动”。
本报告从“五社联动·家园助力站”项目实践中归纳出社区基金助力基层社会治理的四条主要路径： (1)社区基金赋能社区社会组织的主体培育路径； (2)社区基金作为资源载体的资源动员路径；
(3)社区基金作为参与平台的规则习得路径； (4)社区基金塑造社区认同的文化培育路径。该结果表明，社区基金的价值不仅仅在于资源动员，更要关注其在培育社区主体、建构社区参与机制以及形塑社区文化等方面的作用。
本报告从实践考察角度，归纳出优秀案例中社区基金在五个方面
的具体模式创新，即政社合作的社区基金推动模式创新、街镇层级社区基金的设立模式创新、党建引领一社会主导的基金治理模式创新、社区慈善公益化运营的筹资模式创新以及社区基金撬动社区参与的模式创新。
本报告倡导一种整合的视角和实践道路，充分理解社区基金在助力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多重价值，并从慈善和组织生态建构的系统观出发开展实践；同时，本报告也提醒政策制定者和微观实践者应对不同社区背景、不同层级(区、镇街、社区)的社区基金有不同的功能定位和发展取向。本报告在最后也针对“五社联动·家园助力站”项目存在的问题和局限进行了分析，并提出推动社区基金参与基层社会治
理相关对策建议。
本报告中的社区基金是指一种由社区成员共同筹集、共同管理、服务于社区需求、并以非法人形态存在的慈善资源载体。这是在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发展慈善事业的政策背景下对社区基金的一种狭义界定：其一，资金除服务于社区本地之外，还强调本地筹集、本地管理；其二，强调是非法人组织形态，通常是在基金会或慈善会下以专项基金形式存在，因此有不同于社区基金会的运作特征和治理结构；其三，强调是慈善资金载体，以区别于经济领域的资本和资金互助。此外，本地筹集并非指资金都来源于社区内部，而是强调资金筹集主体是社区成员；社区的范围不限于村、居层级，还包括更小范围的自然村、小区或更大范围的街道、乡镇等。
(一)从社区基金会到社区基金
慈善力量如何助力基层社会治理?实践者和研究者最初关注到的是以法人组织形式存在的社区基金会，尤其是借鉴美国的社区基金会经验。20世纪初，伴随着西方的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社会矛盾层出不穷，为协同解决公共安全和公共服务困境问题，社区基金会应运而生并率先在西方兴起。现代意义上的第一家社区基金会是1914年在美国成立的克利夫兰社区基金会。20世纪80年代之后，社区基金会在英国兴起并得到快速发展。随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也相继出现社区基金会，如日本、韩国分别于1991年、2000年成立首家社区
基金会。我国第一家社区基金会则是于2008年成立的深圳桃源居公
益事业发展基金会。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于社区基金会的概念和内涵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社区基金会所覆盖的地域大小或层级或有不同，但不论对社区基金会进行何种界定，都强调三个基本要素，即利用本地资源，依靠本地利益相关者，提出本地解决方案²。
近十年来，社区基金会作为一项社会治理创新举措，得到深圳、上海、北京等地方政府的支持。据统计，截至2022年底，我国社区基金会共有275家，主要分布在浙江省、上海市、广东省等地3。社区基金会的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其一，作为具有法人资格的慈善组织，设立门槛较高；其二，一些地方顾虑社区基金会与既有的慈善会系统存在功能重叠；其三，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正式组织面临较高的管理成本，若社区基金会的资金体量不够大则很难支撑专职工作人员的聘用，没有专职工作人员的社区基金会又很难具备充分的筹款能力。现实中，尤其在街道、乡镇层面成立的社区基金会往往面临资金匮乏和管理难题，在成立初期得到政府强有力的资金动员支持之后即难以为继，欠发达地区成立社区基金会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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