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美国依靠美元主导性国际货币的特权，实施超级财政刺激和货币宽松，大幅提振家庭收入和消费信心，促成家庭高消费习惯。美国应对疫情冲击的政策救助规模占GDP比高达
25.5%,比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的平均水平分别高13.8和19.8个百分点，美国M2增速从
2019年末的6.7%跳升至2020年末的24.8%,分别比欧元区、日本和中国的M2增速高
13.1、15.6和14.7个百分点。大规模政策救助推动美国家庭不变价收入在2020-2021年快速升至疫情前趋势线之上，促成家庭高消费习惯，2022年家庭不变价收入开始放缓，但家庭储蓄率持续下降，超额储蓄不断释放，支撑消费延续扩张，2022年末家庭储蓄率降至
4.4%,已大幅低于2019年末的8.3%。由于美元主导性国际货币的特权，美国大规模货币扩张并未引发美元剧烈贬值，2021年美元小幅走弱，2022年因俄乌战争和美联储加息，美元大幅走强，美元指数2023年3月末相比2019年末反而升值6.4%。
三是美国劳工短缺支撑就业强劲和工资上涨，也是支撑家庭消费信心的重要因素。由于疫情对健康影响和超级宽松政策推动股票和房产大牛市周期，美国一些大龄劳工选择提前退休，经济重启后50岁以上人群劳动参与率回升非常缓慢。同时，疫情也显著减少来自移民、家庭主妇等潜在劳动力供应。美国企业在疲后重启阶段饱受劳工短缺之苦，轻易不敢裁人，支撑劳动工资大幅上涨。2022年末，美国职位空缺数/失业人数比高达1.96,平均一个失业工人有两份工作机会在等待，而德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韩国和中国
台湾该比例分别为0.81、0.82、0.91、0.98、0.94、0.24和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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