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和中国经济一直在进行着缓慢的结构性变化，2023年结构性因素的变化进入临界点，会加剧显现。在人口老龄化、资源环境、市场环境等常规性慢变量的结构性因素变化之外，2023年，中国经济处在国际和国内经济动能同时加速进入结构性转换的临界期。首先，
世界主要经济体进入低增长、低贸易、低投资，高债务、高通胀、高风险的”三低三高”为特征的调整期。这背后深层次原因是主要经济体经济循环模式逐步重构，从目前灵活型的供给和需求模式逐渐回归到“灵活版”的罗斯福新政模式，国家的力量不断强化，形成军事、民用
基础设施、新能源技术和资源的全球争夺战，深刻影响未来的世界经济走向。在这种训整中
结构性因素决定通货膨胀持续时间，同期性因素决定通货膨胀的幅度。伴随着周期性因素中下行力量加大，欧美不会出现工资-价格螺旋，通胀增速已经见顶。但是，欧美各国循环模
式重构产生成本上升，带动核心通货膨胀持续高位运行，使得通货膨胀粘性加大，通货膨胀
持续时间延长并且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同时伴随着低增长，货币政策处在两难选择中。2023
年，欧美日等各央行会放缓加息速度，但是高利率状态持续较长时期。同时，欧美央行减缓缩表速度，在传统的加息周期中采用一定的量化宽松政策，市场收益率曲线更加扁平。这种
高利率状态将会导致欧美各国进入一定的衰退期，衰退的幅度和先后主要取决于各国政府的
国家力量强化程度，美国将会优于欧洲和日本。在各国国家能力不断强化和能源价格逐渐趋稳的背景下，此轮欧美各国经济下行总体幅度处在可控范围内，不会隔入深度衰退。欧美的经济和货币政策走势意味着明年我国出口将会进一步下行，但是发生断崖式下降的概率极小。同时，汇率将会呈现宽幅震荡，但是处在可控区间，为国内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留下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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