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当前，全球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危机正在深度交织：气候变化加剧极端天气、栖息地退化与物种灭绝风险，而生物多样性丧失削弱生态系统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这些挑战不仅威胁自然生态系统，也对粮食安全、水资源供给及社区生计构成深刻冲击。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警示：2030年前后全球温升或触及1.5℃的临界点；世界气象组织(WMO)于2025年发布的最新报告则进一步指出，2025-2029年五年气候变暖均值突破1.5℃阈值的概率高达70%。[1而最新《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揭示的结果同样令人沮丧：2010年设定的保护生物多样性的20个“爱知目标”—从阻止物种灭绝到减少污染和保护森林，到2020年为止没有一个目标完全实现。[2]
事实上，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互为因果，二者螺旋加剧引发的复合风险早已令“单目标”的治理模式—如仅投资灰色基础设施防范洪水，或圈地保护旗舰物种等传统方式——难以招架，亟需能够打破负向循环，既增强气候韧性，又同时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双赢”路径。在探索新的全球治理范式方面，2022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上通过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简称《昆蒙框架》)具有里程碑意义。《昆蒙框架》明确：到2030年至少保护地球30%的陆地、淡水和海洋。另外，框架提出的多个2030行动目标(如目标8和目标11)呼吁通过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和/或基于生态系统的适应(EbA),将气候适应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深度融合。在制度设计、目标设定与实施路径上，《昆蒙框架》均把“协同”作为核心原则，如要求建立多元治理结构、撬动全球资本等。可以说，《昆蒙框架》与《巴黎协定》互为补充，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2050愿景的关键纲领。
本案例集正是响应其号召的产物。我们从全球四大洲筛选了15个案例，它们横跨不同生态系统与部门。筛选时，我们重点关注其地理分布、行动多样性、策略创新性、可持续性与可推广性。其中，案例选择尤其注重展现NbS和/或EbA的理念和技术手段如何在全球不同社会文化与生态背景下落地生根；并聚焦在以社区参与或主导，多利益相关方合作为核心策略的框架和实践。这些案例中不仅包含成功经验(如案例3——英国霍斯沃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恢复；案例9——东帝汶构建“以自然为基础的发展模式”),也揭示了现存的挑战(如案例1——如何充分利用法律武器保护私有保护区；案例6—大都市圈绿地联通性规划的跨部门协调；和案例11—实验性气候智能技术的应用风险)。另外，部分案例可能具备一定比较价值：如德国的双案例(案例4,案例7)分别展现了对城市现存工业园改造和后工业时代遗留土地进行生态恢复的不同思路。
总的来说，我们希望能通过本地、国家、跨国和全球协同的多视角讲述故事，选取生态保护与气候韧性并重的代表性实践，体现技术与融资工具创新带来的突破，以及如何通过协同设计实现生态、社会与经济效益的共赢。希望本案例集也能服务于我国的政策制定者、非政府与社区组织、研究者及私营部门，协力推动气候与生态治理中国方案的探索、开发和实践，并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加入到全球能力建设和知识共享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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