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政策利率的降低，中国绿色金融正经历一场深刻变革。尽管政策推动与市场发展使绿色金融初具规模，但持续下行的利率显著削弱了传统意义上的“绿色溢价”,对企业发行绿色债券的经济激励构成挑战。本研究通过理论建模与全球绿债融资数据实证分析发现，低利率环境正重塑绿色融资结构：实体企业因传统融资成本下降与绿债合规成本相对凸显而减弱了发债意愿；金融机构则凭借流动性优势，加大绿色金融债发行与绿色信贷配置；政府绿债发行则更多受政策目标驱动，对利率敏感度较低。鉴于纽约MTA发行市政绿债成功经验的案例分析，我们认为，强化公共部门在绿色融资中的引领作用，建立高标准的信息披露与环境效益评估体系，并构建差异化的激励机制以应对不同主体的行为变化，是确保绿色金融在低利率时代持续有效支持经济绿色转型的关键路径。
中国绿色金融的发展源起
中国发展绿色金融的核心目标，是以金融手段重构经济与生态的共生关系，通过政策引导和市场机制的双重驱动，破解高碳产业锁定效应，加速实现“双碳”战略目标。这一顶层设计不仅承载着国内产业结构深度绿色转型的使命，更是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抓手。
中国绿色金融的首次尝试是1995年生态环境部的前身环境保护部发布了《关于运用信贷政策促进环境保护工作的通知》(环计【1995】105号),同年，人民银行发布了《关于贯彻信贷政策与加强环境保护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1995124号),两个文件首次从顶层制度设计层面将商业银行的贷款发放与环境保护相关联，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实质的约束力较弱。
此后，为了进一步规范与推动商业银行信贷业务从环境保护扩展到更广泛的环境可持续发展领域，2012年原中国银监会发布的《绿色信贷指引》1,该指引首次推动“银行业金融机构以绿色信贷为抓手，积极调整信贷结构，有效防范环境与社会风险，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中国自此开启了金融支持绿色发展、防范气候风险的第一步。
而中国绿色金融的真正启航是2016年绿色债券的推出。2015年末，国家发改委印发了《绿色债券发行指引》2与《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3,中国绿金委以投前限定项目类别的方式(use of proceeds)来界定绿色债券的资金投向。随即2016年人民银行等七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系统性地提出了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环境权益交易等七大支柱体系，明确将绿色金融上升为国家战略。这两大文件的先后落地，形成了“债券先行、体系跟进”的政策路径——前者聚焦绿色债券的标准化发行，后者构建覆盖全金融业态的绿色转型框架，共同开启了中国绿色金融的“元年”。中国绿债市场开启后，中国绿色债券发行规模始终处于世界前3位(如图1所示),国际市场称之为”From Zero ToHero”4。
1.2中国绿色金融驶入快车道
随着政策体系的深化，中国的绿色金融发展开始进入精耕细作时代。2020年，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宣布了“双碳”目标，表明了中国将要在未来40年，通过对实体经济的能源结构改造实现净零温室气体排放的巨大承诺。与之相匹配的固定资产投资是巨大的，其背后的资金支持——绿色金融和气候投融资市场规模的扩张带来了巨大的想象空间。
与实现“双碳”目标相匹配的是绿色金融基础设施的巨大变革：
第一大变革是绿色金融的标准，绿色债券支持的项目是否能够满足国际投资者的要求?在2020年之前是存在争议
的，2022年《中国绿色债券原则》5的出台将中国绿色债券与ICMA的国际绿色债券原则相匹配，实现了中国绿色债券标准的统一，同年，为了进一步实现中国绿债的实质性、国际化，中欧共同主导的可持续金融国际平台(IPSF)发布了中欧《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CGT)》6(以下简称为《共同分类目录》),如果说《中国绿色债券原则》解决了中国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的发行底线问题，那么,《共同分类目录》直接从技术标准角度出发，将符合该目录的中国项目作为欧盟标准推向全球绿债市场。第二大变革是减碳、转型大市场的进一步深化。自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管理职责转交给生态环境部后，2021年7月全国碳市场正式启动，首批纳入发电企业，年覆盖二氧化碳排放量约45亿吨，直接成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7。与此同时，生态环境部联合五部门启动气候投融资试点，首批23个试点地区通过“碳账户+项目库”模式精准对接融资需求，截至2024年3月，撬动绿色信贷1.2万亿元。此外，CCER(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全国市场也于2024年1月重启。从气候规制市场、气候项目投融资支持到温室气体的主动减排市场的规范化、统一化，中国的减碳、气候转型大市场将逐步成为绿色金融体系增长的第二极。
本文来自知之小站
报告已上传百度网盘群，限时15元即可入群及获得1年期更新
（如无法加入或其他事宜可联系zzxz_88@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