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后，巴西通过采取进口替代战略推进工业化，一度获得经济繁荣。然而到80年代，为应对紧迫的宏观经济问题，其政策焦点从发展主义转向新自由主义。市场自由化和经济金融化导致巴西经历数十年的去工业化。
当前，在全球格局深刻调整、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全球南方崛起的新形势下，巴西启动了“巴西新工业”计划，作为推动再工业化的核心举措。不同于进口替代模式，该计划旨在强化巴西的本土价值链，同时保持与国际市场的联通。通过发挥在生物经济、绿色能源、数字化和科研基础等领域的动态比较优势，推动巴西向高附加值工业品出口国转型。该计划的成功取决于制度协同、联邦协作以及与科技、教育和公共采购政策的整合。汽车、可再生能源和航空航天产业对于其工业复兴具有战略性意义。
面向未来，巴西推进再工业化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调整宏观经济政策以支持再工业化；二是加强国家的规划和协调能力；三是化解货币政策与产业战略间的矛盾；四是将公共激励措施与社会、环境和技术承诺相挂钩；五是利用公共金融体系推动自主公正转型；六是加强劳动力培训与数字包容性；七是推动产业政策区域化和南美生产一体化；八是深化与中国等全球南方国家的产业与技术合作。
巴西的工业化与国际形势变化及其产业政策调整紧密相连。本报告基于产业政策的视角，分析巴西工业化从兴起发展到去工业化的过程，并结合“巴西新工业”计划和战略性产业部门案例探讨其推进再工业化的潜力和制约。报告共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梳理巴西工业化的历史演进；第二部分探讨巴西在新国际形势下的工业化机遇和挑战；第三部分对巴西的汽车、可再生能源和航空航天产业进行案例剖析；第四部分对巴西推进再工业化提出政策建议。
1.1进口替代工业化与发展主义时代(1930-1980年代)
20世纪30年代，随着咖啡经济的衰落，巴西开始转向建设更加广泛和更可持续的工业基础，工业化加速发展(Furtado,[1953]2007;Tavares,[1972]2011;Bielschowsky&Mussi,2013)。瓦加斯政府(1930-1945年)采取进口替代战略，通过外汇管制、公共投资和国家产业制度等措施将资源重新导向国内工业，在全球动荡时期保障了国民收入。国家地理与统计局和公共服务部等机构的设立，提升了政府在判断经济形势、制定规划和实施经济政策的能力。巴西国家钢铁公司和淡水河谷公司的建立，为后续的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战后，巴西经历了贸易自由化和贸易管制交替时期。从瓦加斯第二任期(1951-1954年)开始，工业化成为明确的政策目标。政府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能源供应，促进钢铁生产，建立长期融资机构，为随后的工业扩张奠定了基础(图1)。库比契克政府(1956-1961年)通过发展规划巩固了发展主义的议程，并协调了公共和私人投资，尤其是在汽车、重型机械和能源领域。外资开始参与巴西工业化，形成了“国家资本-民族资本-外资”三方合作的发展格局(Bielschowsky&Mussi,2013)。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经济增长放缓(表1)、政治紧张局势升级，发展主义政策陷入停滞。
在军政府统治时期(1964-1985年),政府致力于逐步抑制通胀、扩大出口并恢复增长。1964-1967年间，通过《经济行动计划》和财税金融改革举措，着力提升财政收入、优化税制，并为巴西金融体系提供充足的融资条件(Hermann,2005b)。1968-1973年间，从《经济行动计划》转向《战略发展计划》,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GDP年均增长率达11%),通胀率下降，国际收支压力缓解。1974-1984年间，进口替代模式达到顶峰之后逐渐衰落。水电、石油化工和钢铁产业得到了发展，技术和生产能力也得以提升。然而，石油危机、债务攀升和对外资依赖等因素都给巴西宏观经济带来巨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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