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4年种族隔离结束以来，南非在民主方面确实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在社会经济领域却并没有多大改善，这主要是由于国家发展的驱动性动力不足，并且南非政府作为国家存续性动力的压舱石并未很好地起到良好的协调作用，使得经济结构失衡、利益分化加剧、社会阶层分化，各类矛盾集中凸显，不断冲击南非社会共识。南非不平等现象的加剧及其背后不可调和的社会矛盾的互生同构，充分折射出发展中国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发展困境。
得益于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多元的文化背景，南非具有良好的持续力基础。作为非洲大陆上最富有的矿产资源国家之一，南非拥有丰富的金、钻石、铂金、煤炭、铁矿石等矿产资源，这些资源的开采和出口对经济发展贡献巨大。可耕地资源丰富以及多样化的动植物群，都有助于农业和旅游业的蓬勃发展。独特的区位条件也赋予了南非得天独厚的发展空间，控制印度洋-好望角-大西洋航线的有利位置，使得南非在殖民时代拥有很多欧洲移民，经济得以向工业化的方向发展，成为了非洲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在经济、科技、文化和教育等领域都处于领先地位。并且在种族隔离时期，南非政府在对内和对外都维持着强大的武力优势，以防止白人霸权受到威胁，而南非国防军也因此逐渐成为了非洲最强大的国防军之一。此外，南非还是非洲大陆上最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其多元的文化背景和丰富的文化遗产，吸引了大量游客和文化爱好者，艺术、音乐、电影等文艺作品在非洲和世界范围内都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多样性为南非提供了丰
富的文化资源和发展机会。
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充满活力的文化、年轻的人口展现了南非独
特的活跃力。从成长性来看，南非人口趋向年轻化，一半以上人口年龄在25岁以下。这为国家可持续发展以及增长提供了强大的潜力。从凝聚性来看，南非是一个拥有丰富文化遗产的多元化国家，被称为“彩虹之国”。“Ubuntu”精神提倡普遍的人类美德已融入其文化之中，这种精神逐渐形成了南非国家的凝聚力，以及强烈的民族认同和自豪感，使得南非人民在克服种族隔离和建设民主社会方面表现出了惊人的坚韧和团结。此外，南非拥有充满活力的民间社会，众多组织积极致力于促进社会团结也进一步提升了凝聚性。从协调性来看，南非政府一直在努力应对社会和种族不平等、腐败和政治不稳定问题。根据V-Dem和全球治理指标(WGI)数据，相对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的治理质量，南非处于一定的领先地位。在政府效能方面，甚至与意大利和法国等国家持平’,为解决该国严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挑战提供了异常坚实的基础。南非政府长久以来在实施改善基本服务提供的政策方面取得了一些进步，比如在20世纪90年代和平民主过渡、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等领域表现出了较强的协调能力。
然而，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南非始终未能解决分配悬崖问题。尽管种族隔离的障碍已被取消，但国内社会流动性的范围依旧十分有限。自实现民主化以来，非洲人民大会虽然推出了有利于黑人(包括有色人种和混血人种)的政策，但是，高失业率、贫困、教育和医疗问题等社会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引发了各群体的不
满情绪，不时爆发抗议活动，对南非社会的稳定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削弱了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使南非难以维持稳定的发展轨迹。
究其根本原因，则是南非内生的驱动性动力不足，无法为向上流动的可信承诺提供足够的物质保障，因此缺乏实施包容性和可持续政策以及维持政治稳定的能力，来应对阻碍流动的僵化问题。长期的低经济增长率，尤其是贫困、失业和不平等的“三重挑战”使得南非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逐渐成为了世界上不平等程度、失业率和贫困率最高的国家之一²。全球金融服务公司普华永道预测，与2022年相比，南非在2023年创造的新的就业机会仍将大幅度减少，而失业率则会持续上升³。
在南非，驱动性动力对存续性动力存在反作用，这种反作用力使得南非国家发展出现了回摆效应。1994年，南非的国民生产总值居非洲各国之冠，约占整个非洲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超过撒哈拉以南黑非洲国家工业产值的总和。但是到了2022年，南非的GDP总量为4057亿美元，落后于尼日利亚和埃及，位居非洲第三位，人均GDP为6739美元，也落后于加蓬、博茨瓦纳等非洲国家。
国家发展的第一重动力维度是经济的增长，而南非经济缺少可持续增长的根基。1994年以来南非经历了严重的去工业化，极大地减弱了其生产力的发展。20世纪中叶以来，南非不仅是非洲大陆，甚至曾是整个南半球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工业一度占南非国内生产
总值的36%以上。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建设，形成了西开普、伊丽莎白港-埃滕哈赫、德班-派恩敦和南德兰士瓦四大工业区。不仅在汽车制造、炼油、采矿设备、机械制造和军火工业等重化工行业表现亮眼，能够生产主战坦克、自行火炮，研发了武装直升机甚至战斗机等尖端武器；在电子、计算机和原子能等高科技工业方面也建立起完备的工业体系。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南非就已经进入了生产力衰退期，这种趋势是多种因素合力之下的结果。
从国际层面来看，自1994年种族隔离结束以来，南非接受了一些西方国家鼓吹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对外开放制造业和金融业，大举引入外资。一方面无法培植具有竞争力的企业，使得本土产业从此节节败退、萎靡不振；另一方面造成了金融机构大多被外资控制，或是被官僚和权贵们操控的局面，民间金融不得不转入地下活动，使得肩负着支持经济发展重任的金融业发展畸形。从国内层面来看，政策指引、产业结构、基础设施、技能差距等因素也造成了南非生产力的连年下降。种族隔离结束后，非国大政府制定了黑人经济赋权(BEE)政策给予黑人大量的福利，但是并未真正惠及大多数黑人，而是让一部分上层黑人获得了实际利益，形成了一个矿产能源寡头与非国大上层勾结的利益集团，从矿产出口中赚得盆满钵满。传统组织和氏族、家族势力根深蒂固，阻碍了市场化的持续推行，地方政权大多数受到这些势力的操纵，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在广大农村地区尤其是偏远地区难以建立。加之传统社会的限制和土地制度的不合理，使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农村的收入增长率大大低于城市的收入增长率，购买力
普遍低下，造成内需不足，限制了工业化的继续推行，市场化步伐受到严重限制，南非的商业气候也因此持续恶化。发展中国家要进一步发展经济，必须有财政的支持。然而在南非，由于市场经济发展受阻，财政通常十分困难，不得不专注于低价值、劳动密集型产品，过度依赖采矿、制造和金融等少数行业，形成了财政赤字与经济增长率低下交替的恶性循环。
南非生产力衰退的原因还包括基础设施老化、失灵的问题。南非电力系统、交通系统老化，且得不到维护，渐渐无法满足工业发展的需要，经常因为缺电而影响生产。同时，南非缺乏现代工业生产所需的技能支持。尽管南非在某些创新领域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在研发支出、专利注册和高科技产出方面普遍落后于许多其他国家。改善教育体系、培育终身学习和技能发展的文化是增强国家创新能力的关键，而南非很难培养并留住高端人才。这种技能差距限制了行业创新、升级和提高生产力，也扼制了其创新力的提升，制约了国家的整体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低技能岗位不断消失，但大部分劳动力无法从事高技能工作，失业与贫困陷入死亡螺旋，犯罪率因此飙升，大量高技能人才流失，导致创新力的进一步减弱。
自1994年以来，南非政府采取了许多旨在减少贫困、提高国民发展水平和减少经济不平等的举措，然而至今仍面临严重的收入不平等问题，很大一部分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5。经济学家称南非的这种困境为“无就业增长(Jobless Growth)”,即经济越增长，国民越
失业，发展力越匮乏。回顾南非现代经济史上的三波增长繁荣，每一波都完美体现了“无就业增长”的特征。正是由于每次的经济繁荣都没有带来的相应的大规模就业，经济增长的果实没有普惠化，反而加剧了贫富差距，不仅导致经济增长缺乏后劲，还愈发引起社会矛盾和不稳定。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到，国家发展的动力是一个耦合系统，通过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以至联合起来形成国家发展的动力。而南非国家发展力的不足并不仅仅只是很多分析所批判的政策导向和腐败问题°,其根源需要更深刻的回溯历史并置之于全球政治经济发展的大框架下进行观察。
大约350年来，殖民主义所带来的各种压迫性法律和政策不断巩固南非的贫困结构，并奠定了南非历史中后来的种族隔离政策和民族关系的基础，南非的经济结构至今仍受殖民和种族隔离遗产的影响。虽然南非经济具有独特性，但也有和非洲大陆其他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相似的特征、复杂性，即面临持续地依赖自然资源和矿产、收支平衡限制、劳动力市场就业岗位不足的挑战。1994年之后的南非看似采取了发展型国家模式，创建了一些试图平衡国家、私营部门、劳工和社区组织利益的制度安排，例如国家经济发展和劳工委员会(NEDLAC)等。然而，其并未真正地因地制宜，更未因势利导，而是在不公平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下进行着注定无法成功的模仿，即跟随美西方的脚步，仍然被动地走在承受资本扩张所驱动的边缘发展道路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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