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货币锚到安全资产：国际货币秩序变革中的中国路径.pdf

报告摘要

长期以来，受苏联教政治经济学科书影响，国内很多教材将货币简单定义为“一般等价物”，并将货币的五项职能并列，而未能充分展开马克思关于货币本质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深层论断。以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为代表的教材探索特别值得重视，其将货币界定为“价值尺度与流通手段的统一”，更贴近马克思《资本论》原典精神（即价值尺度赋予货币以社会权力，流通手段使这一权力获得现实运动形式，二者统一构成货币的根本规定。）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对货币职能在叙述体系上不是并列的，而是呈现某种层级递进关系。例如，原生职能：价值尺度与流通手段统一；派生职能：支付手段（债权债务关系）；

对此，须对“货币锚”与“安全资产”作进一步辨析：“货币锚”是维系货币价值稳定的内在约束与信用基础（自我纪律），贯穿于以上L1至L4四个层次，也是全球流动性分配与金融稳定的深层依托。“安全资产”则是吸引非居民持有的保值增值工具（外在吸引力）。

从空间维度看，地缘政治格局的重组深刻影响着世界市场的分割与碎片化，并与科技、信息、AI 深度交织。麦金德等西方地缘理论关于欧亚大陆是世界重心的、陆权与海权相互制衡的地理洞察仍有参考价值，但须将其“控制世界”“阵营分割”的帝国逻辑剥离而转向合理的“通道竞争”逻辑。“一带一路”倡议正是对传统地缘学说的超越：共建“一带一路”，通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动亚欧大陆从“地理空间”转化为共同发展的网络，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提供非排他性公共产品，将传统地缘博弈的“对抗轴线”置换为区域一体化的 “联通网络”。中国坚持陆海统筹、东西联动，不追求排他性陆权或海权的控制，而是致力于以高水平开放“合作共赢”，将“一带一路”通道优势转化为合作增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