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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财:2019中国宏观经济年中报告(分析与预测)

2019 年以来,中国经济稳中求进、稳中有忧,经济下行的压力有所上升,尤其是在中美经贸摩擦的背景下,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严峻,与自身发展所面临的不充分不平衡问题相叠加,使得稳增长、防风险的难度加大。从需求侧来看,消费增速持续疲软,虽房地产开发投资维持高位,基建投资小幅回升,但受工业企业利润增速下降、进出口增速下滑的影响,制造业投资大幅下滑,总投资增速有所回落。家庭部门杠杆率持续攀升,家庭流动性愈益收紧,普通家庭收入增速持续下降,收入差距未见明显缩小。不断强化的家庭储蓄动机不仅放大了总需求不足的影响,还进一步加剧了企业经营的困难,迫使企业被动加杠杆,实体部门杠杆率逆势反弹。在财政政策持续宽松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债务率亦有所增加。虽金融部门去杠杆成效显著,但宏观杠杆率不降反升。

从更深层次来看,结构性问题仍未得到根本改善,尤其是僵尸企业无法出清提高了企业融资成本,拖延了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缓解,对经济发展的桎梏日益凸显。同时,区域间市场化发展不平衡限制了企业对冲各类冲击的工具选项,导致企业部门的劳动力需求疲软,劳动力市场承压。正如课题组2018年度报告所预测的,受实体部门杠杆率进一步上升的拖累,中小银行风险加速暴露、其系统重要性持续上升,系统性风险的防范和化解难度进一步增加。从外部环境看,中美贸易摩擦已对进出口形成拖累,人民币长期贬值压力不可忽视。但正如课题组一直分析强调的,当前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还是内部的结构性失调,长期增长潜力仍未得到充分释放。深层次的结构性、体制性改革,如户籍制度改革,能有效改善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投资,刺激消费,释放增长潜力。

课题组充分重视对各种风险的防范,对不同情景下的经济走势、短期政策应对和中长期治理,有如下主要结果和观点。基于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宏观经济预测模型(IAR-CMM)的情景分析和政策模拟结果,课题组测算,在基准情景下,仍然维持课题组2018 年度报告的预测,2019 年全年实际GDP 增速约为6.4%,经校正后的GDP 增速约为6.1%。基准情景下,CPI 增长2.1%,PPI 增长-0.3%,GDP平减指数增长1.8%,消费增长8.0%,投资增长5.7%,出口增长1.6%,进口增长-0.9%,人民币兑美元汇率(CNY/USD)将维持在6.85—6.95 区间。考虑到中美贸易摩擦、内外部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房价调控措施不到位以及企业融资环境改善等因素,课题组作出如下5 种情景分析:

1) 情景I――假设美国在三季度对来自中国的3000 亿美元商品加征25%关税,拖累出口增速和进口增速分别低于基准6.1 和4.2 个百分点。此时全年实际GDP增长6.3%,校正GDP 增速为6.0%;

2) 情景II――(1)假设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导致全年投资增速较基准下降1个百分点,全年消费增速较基准下降0.3 个百分点。此时全年实际GDP 增长6.3%,校正GDP 增速为6.0%;(2)假设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导致全年投资增速较基准上升0.5 个百分点,全年消费增速较基准下降0.15 个百分点。此时全年实际GDP 增长6.4%,校正GDP 增速为6.1%;

3) 情景III――假设总体经济环境不确定性上升,导致2019 年投资低于基准1.5 个百分点,消费低于基准0.4 个百分点。此时全年实际GDP 增长6.2%,校正GDP增速为6.0%;

4) 情景IV――假设房价调控措施不到位导致家庭债务加速累积,导致2019 年消费低于基准0.87 个百分点。此时全年实际GDP 增长6.3%,校正GDP 增速为6.0%;

5) 情景V――(1)整体融资环境改善,所有企业投资均有所增加,从而导致总投资增速较基准上升0.8 个百分点。此时全年实际GDP 增长6.4%,校正GDP 增速为6.1%;(2)银行定向支持民营、中小微企业融资,导致民营和中小微企业投资上升,带动总投资较基准上升0.8 个百分点。此时全年实际GDP 增长6.5%,校正GDP 增速为6.2%。

课题组就各种假设情景探讨了政策力度的选择。根据IAR—CMM 模型的分析,若要实现GDP 增速6.5%,或校正GDP 增速6.2%的目标,在不同情景下所需的政策力度分别为:基准情景、情景II-2 和情景V-1 下,可保持当前稳健货币政策力度,但财政赤字需要增加699.7 亿元,超过预算赤字2.54%,全年赤字率约为2.9%;情景I、情景II-1 和情景IV 下,需在基准政策之上降准50 个基点,同时财政赤字需要增加1899.2 亿元,超过预算赤字6.88 %,全年赤字率约为3.0%;情景III 下,需在基准政策之上降准50 个基点,同时财政赤字需增加3098.8 亿元,超过预算赤字11.23%,赤字率约3.1%;情景V-2 下,全年GDP 增速可达到假设目标,无需额外增加政策力度。

根据模型计算结果,课题组发现,最优的经济政策规则要求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相配合,这样的政策组合要求财政政策分担维持经济稳定增长的任务。如果通过金融市场改革与国企改革消除经济转型过程中的金融抑制现象,减少垄断行为,则最优经济政策规则将降低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目标的重担,从而可以让财政政策更好地发挥收入再分配职能,减小对消费和投资的挤出效应和对经济的扭曲作用,提高社会总福利水平。此外,当存在国企垄断时,金融抑制下的贷款利差实际上是一种次优的制度安排,可以通过降低垄断者的融资成本提高产出。而这种制度安排带来的副作用就是,需求侧的财政扩张政策和货币扩张政策将会进一步加大国企和民企的贷款利差,放大金融抑制的市场扭曲作用,加剧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因此,在当前经济中国企垄断和金融抑制问题在短期内不能完全解决的现实条件下,财政政策仍有必要主动发力,在稳增长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从而货币政策可以有更大空间关注通货膨胀。但从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角度来看,课题组认为,应当继续深化国企改革,全面发挥市场力量,打破国企垄断,加速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从而提高社会福利和经济运行质量。

如课题组一直所认为的那样,中国经济这一轮下滑的原因主要是结构性的、体制性的,从而深层次制度性改革滞后才是造成中国经济增长持续大幅减速的根源。当然,外部性、周期性因素也客观存在,尤其是中美经济摩擦所带来的外部冲击不容忽视。基于这一原因诊断,逆周期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有其必要性,但治标不治本,必须与结构性、体制性改革相结合。经济上的包容性和依法治国能力是经济持续繁荣的两大必要条件,中国需要通过深层次、全方位的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提升经济包容性,促进向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的转变,同时进一步提升依法治国能力,构建有能、有为、有效、有爱的有限政府。在改革进入深水区的阶段,通过开放倒逼改革是可行和必要的,当前国内经济社会所出现的深层次难点问题和世界政治经济环境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也让我们更加迫切地感觉到深化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和紧迫感。

结合短中长期的视角来看,中美之间的竞争很可能将是长期的。国家之间的竞争,特别是强国间的竞争,就是资源的竞争、制度的竞争、科技的竞争、人才的竞争和话语权的竞争,其中最关键的是制度和人才的竞争。对于中美两国而言,建基于制度和人才竞争基础上的科技方面的竞争,其冲突性和对抗性恐是增强趋势。面对这一局面,课题组认为,中国应对之道需注重基准四最:保持战略定力和冷静最为重要,互信互利最为基础,做好自己的事最为根本,加大改革开放力度以此发展壮大自己最为关键。对中国如何通过高水平、全方位开放倒逼体制性、结构性改革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课题组有以下主要观点:

  1. 在改革进入深水区之后,改革每往前走一步都十分艰难,开放之于改革的倒逼作用就显得异常重要。当然,改革不是随意定义的,改革一定要坚持“三个有利于”:有利于党的领导、有利于发展中国的社会生产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样的改革才称得上是一个好的改革。中国经济发展得益于经济全球化开放,进入新时期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创造公平竞争营商环境等正成为开放体系下全球经济贸易和投资的目标和重点。其中,“三零”短期达到困难重重,但应作为努力的方向,从更加长期的角度,或者说更加开放、以开放倒逼改革的角度去权衡和考量,这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也是有利的。
  2. 面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应致力于形成更广泛的自由贸易统一战线,加快推进中欧、中英、中日韩、REC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等主要多边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或升级谈判,积极探讨加入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可行性。因为如不采取该做法,中国可能会在新一轮格局调整中被孤立于世界经济贸易体制之外。在此过程中,中国也对WTO 改革发出自己的声音,形成支持多边主义、自由贸易的统一战线,增加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从这个意义上讲,说“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是第二次入世不为过。只有这样,才能通过国际经济利益的再调整促进新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形成,才能在对全球贸易规则的重新制定过程中充分保障自身的利益。
  3. 市场化改革深化和营商环境优化,是发展自身应对国际间不公平竞争的关键。应以竞争中性、所有制中立的原则进行体制性的、结构性的改革,形成国企、民企、外企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发挥决定性的作用。2019年4 月29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此轮中国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是结构性、体制性的。那么,结构性、体制性改革怎么改?课题组认为,首先应减少国有企业的种种政策优惠,赋予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之间的平等市场竞争地位,通过公平的市场竞争机制来消除国企在资源配置上的扭曲状态,真正实现让市场在配置资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在此,要说明的是,不是不要国企,任何国家都需要国企,关系民生的、关系国家安全稳定的、对提供公共物品的行业,需要国有企业发挥重要作用。这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安全问题。但在其他竞争类型的行业中,应坚持中央提出的竞争中性原则。
  4. 对产权的保护有利于中国向创新驱动的市场经济体转型。不断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尤其是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制度体系,加强开放背景下的科学技术与教育合作交流,促进科学精神、人文精神与企业家精神的互动互促,助推中国实现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创新,特别是技术创新,主要靠市场而不是政府,靠民企而不是国企。基础研究主要是要靠政府,比如国立的大学等研究机构。但科学技术的创新主要是靠民企,而不是国企,因为技术创新的成功率不到百分之五,哪一个国企的领导、主管敢冒百分之九十五的失败风险,去搞技术创新呢?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上,最具有创新的企业,都是民营企业,比如中国的华为、腾讯、阿里巴巴等等,都是民营企业承担了风险,而不是由国家来承担。国家是最后的定海针,不能让国家时刻处在风险之中。所以,不论是从发展,从效率,还是稳定的角度,改革、发展、稳定、创新、治理应是五位一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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