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摘要
为进一步探索中国方案在落实《昆蒙框架》目标中的潜力，形成基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综合治理框架，借鉴国内外优秀经验，本项目深入研究了(1)全域解决方案支持《昆蒙框架》“30×30”全球目标实现；(2)多公约协同，推动生多、气候目标及相关协定联动高效实现；(3)可持续利用与惠益分享，促进社会经济与自然保护协同发展，并基于上述研究，为中国及全球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昆蒙框架》落实提供政策建议：
(一)强化生物多样性科技支撑，启动基于天人合一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重大科技支撑专项，加快形成基于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综合治理框架。开展多维度生物多样性监测和评估、生物资源挖掘和可持续利用、以及生物多样性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能力提升等科学研究，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理论、数据和模型支撑，持续推动《昆蒙框架》的有效落实，支持建立科学数据驱动的全球环境治理新体系。
(二)将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结果作为中国履约“30×30”目标向全球正式公布，并向全球广泛推介生态保护红线模式，彰显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服务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保护红线是中国独创并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有利于实现“30×30”全球目标的新模式、新路径，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独特优势，包括扩大保护地面积、提升物种保护率，提高生境连通性，同时创造机会以支持当地社区、保障生计，并确保在保护规划中实现公平参与等。为此，将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结果作为中国履约《昆蒙框架》目标1和目标3向全球正式公布，以此表明中国履行昆蒙框架的引领性和示范性，彰显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同时，以符合国际社会和《昆蒙框架》为目标，进一步优化调整生态保护红线体系，向全球特别是“一带一路”国家推介生态保护红线模式，强调生态保护红线模式的作用，以及在不同国家制度和国情下的应用潜力与适应性。建议成立由国合会牵头、多方专家组成的生态保护红线国际推广专家组，推动相关工作。
(三)采取基于自然的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协同解决方案，以实现《巴黎协定》和《昆蒙框架》中确定的国家贡献。融合基于天人合一的生物多样性解决方案和基于自然的气候解决方案，采取并推广既能提供具有成本效益的气候减缓方案，又能增强气候适应能力和提升生物多样性共同利益的措施，利用自然气候解决方案(NbS/NCS),特别关注潜力大、具有成本效益的路径，如可持续森林经营、农田养分管理、草地和泥炭地保护等，协同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
(四)推进建立中国生物多样性相关的多公约协同的交流协作机制和机构。基于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协调机制，建立中国生物多样性相关的多公约国家联络点的交流机制，促进多公约国家联络点的交流和协作，包括CBD,UNFCCC,UNCCD,CITES,RAMSAR等公约，实现交叉议题相互支撑、相关议题信息和数据分享，以及履约报告共享等。
(五)构建全社会-全政府协同保护机制，强化政府引导的公众参与及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构建以政府主导、全社会参与的多元化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明确参与方责权利，鼓励扶持以社区为主体的可持续利用模式，保障社区决策权与公平利益分配，实现社区增收与生态保护的协同；强化生态产品激励机制，提升市场竞争力，联动政府、专业机构提供政策与技术支持，形成可持续利用的良性循环；健全资金机制，整合补贴、金融与市场资源，拓展多元资金渠道，增强社区可持续利用模式的长期发展韧性。
一、引言
自有文明以来，人类就没有停止过对自身与自然关系的审视与思考。中国自古崇尚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在古典哲学著作中，“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指导人类按照生物的生命周期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以传统道教文化为代表的“天人合一”(Unity of Nature and Man,UNM)理念强调人与自然天然一体，主张以整体观看待人类社会发展并使其顺应自然规律，就此形成了中国最经典的自然观，并与“地球母亲”“盖亚”“梵”等世界不同文化中的自然观产生共鸣。然而，现代自然与人类的二分观点则强调自然的物质属性及其工具价值，因此导致了人类为满足自身需求对自然展开了最大限度的改造与开发。在这个过程当中，自然维持自身元素、生态过程和演化潜力的需求被忽视，这种影响通过耦合的人类-自然系统传递，使人类的基本需求(如清洁空气和饮水)受到威胁。
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之间存在着复杂而动态的相互作用，这种复杂性使环境问题的解决面临诸多挑战。为应对日益严重的生物多样性丧失等生态危机，国际社会达成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等重要多边协定，旨在遏制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下降，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然而，由于未能摆脱天人分离的自然观、缺乏天人合一的整体治理观，过去数十年内所制定的环境与发展目标大部分未能实现或进展不及预期，自然仍然快速衰退，严重威胁人类自身生存。
过去失败的经验告诉我们，如果没有全面考虑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复杂关联，忽略了各元素之间的联系和潜在取舍关系，各环境问题主责机构采取各自为政的做法，将阻碍人与自然治理措施潜力的发挥和目标的实现。因此，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ature based Solution,NbS)等强调以生态系统为基础，充分利用生态系统的功能和服务来解决问题的综合性方法在国际上越来越受重视，其内核与“天人合一”理念十分契合。只有提升“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整体”的主流化水平，构建人与自然/人类需求与自然需求相互耦合的整体观，形成基于天人合一的综合治理框架(Unity-of-Nature-and-Man basedSolutions,UNMbS),才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最终愿景。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也是生物多样性受威胁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中国历来重视生态环境保护，不仅将生态文明建设视为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大计，也愿携手各国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作为主席国，中国领导和推动了《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达成历史性成果文件《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以下简称《昆蒙框架》),形成了四大长期目标和23个内容明确、可量化评估的行动目标。与以往的行动计划相比，《昆蒙框架》更加聚焦减少对生物多样性的威胁、通过可持续利用和惠益分享满足人类需求、开发有效的执行和主流化工具及解决方案，更好地反映了满足自然需求与人类需求之间的平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财富观、“山水林田湖草沙”的系统观、多元共治理念以及国土空间综合规划与管理的创新工具生态保护红线等，能够为《昆蒙框架》相关目标的落实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也为形成基于天人合一的综合治理框架提供良好案例与素材。
与此同时，也存在一些挑战：生态保护红线理念在支持《昆蒙框架》“30×30”全球目标中展示出巨大潜力，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全域解决方案，但目前对这些保护措施在实现昆蒙框架“30×30”目标的优势及存在差距方面尚缺乏系统的分析，自然保护地之外的保护措施尚未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丧失作为当前全球面临的两大热点和难点环境问题，相互关联、相互影响，二者协同推进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广泛共识，但环境问题本身具有外部性和不确定性，以及跨领域和跨国界等特点，多个环境国际公约，以及密切相关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下简称SDGs),存在交叉议题沟通不足，因此需要寻找公约间可能的协同方向；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是中国当前面临的主要环境与发展挑战之一，如何处理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将是一个长期存在的挑战，需探索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协同增效途径，这对于改善民生和促进发展，推动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反哺生物多样性保护，激发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具有重要意义。
在此背景下，为进一步探索中国方案在落实《昆蒙框架》目标中的潜力，同时借鉴国外相关优秀经验，以形成基于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综合治理框架，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合会)(China Council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CCICED),在“全球环境治理创新”课题下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治理体系”专题政策研究，于2025年2月18日正式启动，涉及三部分内容：(1)全域解决方案支持《昆蒙框架》“30×30”全球目标实现；(2)多公约协同，推动生物多样性、气候目标及相关协定联动高效实现；(3)可持续利用与惠益分享，促进社会经济与自然保护协同发展。该项目组建中外研究团队，为中国及全球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昆蒙框架》落实提供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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