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白皮书由世界政经科技研究院下设的美国研究中心撰写，是围绕美国政治、外交与科技战略开展的阶段性综合研究成果。本研究立足于全球结构性竞争加剧、美国国内政治深度重组以及科技权力快速演化的时代背景，对美国在关键权力更替周期中的制度调整与战略取向进行综合评估。
陆逸沛|世界政经科技研究院美国研究中心负责人、高级研究员，毕业于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本书主笔。
余植翼一世界政经科技研究院美国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来自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在本书中主要承担美国外交政策与安全战略相关章节的研究与撰写：
刘冬激|世界政经科技研究院美国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在本书中主要承担美国国内政治、制度运作与社会结构变迁相关章节的研究与撰写；
朱政宇一世界政经科技研究院美国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来自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在本书中主要承担科技政策、数字化转型与新兴技术治理相关章节的研究与撰写：顾小与|世界政经科技研究院美国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来自伦敦大学学院，在本书中协助参与外交与安全政策相关章节的研究与撰写。
前言
本书的形成，源于一个逐渐凸显却长期被碎片化讨论所遮蔽的判断：美国正在进入一个由结构性竞争所主导的国家转型阶段，而这一转型既超出了传统政策周期/政府更替分析的解释能力，也难以通过单一议题、单一政策领域或传统国际关系范式加以概括。
在过去十余年间，美国政治体系内部的极化持续加深，制度运行承受效率下降与社会撕裂的双重压力；对外层面，美国在全球秩序中的霸权地位遭遇系统性挑战，其外交与安全战略逐步从规则塑造转向竞争性维持；与此同时，以人工智能、半导体、网络空间和量子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变革，正在将国家竞争的重心从传统地缘政治推向技术体系、产业链条与制度互相制约为核心的结构。在这一背景下，美国的内政、外交与科技政策已不再是彼此分立的政策领域，而是共同构成国家能力重组的支柱。
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及其前后的政治演进为这一研究提供了关键的观察窗口。选举本身并非转型的起点，而是长期结构性矛盾集中显影的节点。拜登政府任期末期所体现的政策遗产与治理局限，与特朗普再次执政后所呈现出的战略重组、政策加速与制度冲击，共同构成了一个连续而非断裂的分析区间。将研究时间横跨选举前后，能够更清晰地识别哪些变化源自政府更替，哪些则是美国政治体系自身的惯性。
此外，2025年成为观察美国国家转型的重要节点，并不仅因为权力更迭本身，而在于多个长期趋势在这一时期进一步叠加和显化：制度性对抗升温、科技安全议题进一步上升为国家安全核心、联盟体系的工具化与交易化趋势加剧、美国国内政治动员逻辑向身份与技术双重维度扩展，等。
基于上述判断，本白皮书并不试图对某一届政府作出规范性评价，也不以预测具体政策结果为目标，而是着眼于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在结构性竞争成为常态的时代条件下，美国的国家能力如何被重新界定、重新配置与重新动员。本书重点围绕三条相互交织的分析逻辑展开：其一，国内政治极化如何反向塑造美国的对外战略选择；其二，外交与安全压力如何推动科技政策的制度化与安全化；其三，技术权力的集中及其治理逻辑，如何重塑民主实践、联盟关系与全球秩序的运行方式。
一、2024-2025美国内政格局
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并未改变美国政治运行的基本方向，而是以选举这一高度可视化的方式，确认并固化了一系列早已存在的结构性趋势。选举结果本身并非决定性变量，真正具有战略意义的，是其所暴露出的既有政治逻辑在高通胀、人口结构变化、社会身份再分层与制度信任持续流失等多重因素叠加下的集中显影。特朗普的再次胜选并非“反常回潮”,而是美国政治动员机制在安全焦虑、经济不确定性与文化对抗强化背景下，对“高可识别性领导-低制度妥协能力”的理性选择结果。
特朗普的再次胜出，并不意味着美国政治发生了突变，而是标志着民粹动员、身份政治与安全叙事在选举政治中的制度化效益。而民主党在本轮选举中的系统性失利，暴露出其在议题设置、社会联盟整合与治理绩效叙事上的失配：一方面，其政策工具难以在短期内转化为可感知的民生成果；另一方面，其政治叙事持续向身份政治与规范性议题倾斜，导致与工薪阶层、边缘中产及部分少数族裔选民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持续弱化。这种脱嵌是民主党自冷战后逐步“精英化”的集中体现。选举过程显示，美国政治体系正在从以政策整合与利益妥协为核心的竞争模式，转向以阵营动员、身份区隔与情绪对抗为主导的“高极化、低调和”状态。这种转向并未削弱制度本身的形式合法性，却持续侵蚀其实际治理效能，使得选举越来越成为社会冲突的放大器，而非分歧消化机制。
因此，本章将2024年大选置于美国国内政治长期转型的政策坐标系中加以分析，重点考察选举制度、选民结构重组、关键议题竞争与政党组织形态之间的互动机制，以及其内政不稳定性如何逐步转化为对外战略行为和国家风险偏好的约束条件。
1.总统选举及政府更迭
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所呈现的并非一次惯常的政党更替，而是一场体系性再对齐所驱动的政治格局重构。特朗普以普选票与选举人票的双重领先重返白宫，在七个关键摇摆州实现全胜，并在超过九成的县份扩大其支持率，形成具有结构意义的“红色版图深化”。共和党在国会两院分别取得53:47与220:215的多数席位，再加上27个州长职位与最高法院稳固的保守派格局，使整个联邦政治架构呈现出罕见的制度性对齐。这种权力结构不仅为特朗普2.0政府提供远超其第一次任期的政策动员与制度穿透能力，也意味着未来美国政治的波动性、政策冲击性和制度张力将显著上升。从政治社会学与政党体系研究的角度观察，本次选举彰显出美国政治联盟正在经历一轮深层重组。民主党的传统支持者版图出现显著松动，而共和党则通过经济民族主义叙事、文化保守动员与反建制情绪的整合，将其选民基础扩展至跨阶层、跨族群乃至跨区域的复合型联盟。县级政治结构的系统性偏移—这在2020年后已初现端倪—反映了地方政治拓扑在产业空心化、区域不平等与文化断裂持续累积下的长期演化，而非短期事件的偶然产物。
更为根本的是，2024年选举揭示了美国民主制度内部正在扩大的结构性断裂。在高度极化的社会背景下，民主程序原本承担的共识生成与社会整合功能开始弱化，取而代之的是程序本身被卷入政治身份冲突的“象征政治竞争场”。程序正当性的侵蚀与政治共同体最低共识的崩塌同时发生，使选举从治理机制逐渐转化为社会撕裂的再生产机制。在逆全球化、技术革命与人工智能加速劳动力市场重构的背景下，美国进入一个后自由主义共识时代，国家内部关于社会秩序、经济模式与全球角色的竞争性叙事彼此碰撞，这种叙事竞争进一步压缩制度韧性，为国内治理与外交战略带来持续的结构性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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