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研究背景：洞察时代脉搏，探寻企业架构发展之源
(一)银行数字化转型的迫切性
数字化转型，是通过深化应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激发数据要素创新驱动潜能，建设提升数字时代生存和发展的新型能力，是加速业务优化、创新与重构，创造、传递并获取新价值，实现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的过程。
1.国家战略要求银行进行数字化转型
近年来，我国政府对数字化转型非常重视，相关部门连续出台各项政策引导数字化转型：
2019年12月，原银保监会发布《中国银保监会关于推动银行业和保险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专门提出要坚持科技赋能，转变发展方式，为银行保险机构创新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020年9月，国资委发布《关于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作的通知》3,为国有企业提供了数字化转型的战略方向和行动指南，明确了转型的目标、路径和措施。通知特别强调了数字化转型对于提升国有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性，将数字化转型作为改造提升传统动能、培育发展新动能的重要手段，将数字化转型上升到了国家战略高度。
2021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4,文中专门指出，要加快数字化发展、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优化金融体系结构，深化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加快完善中小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治理结构，规范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增强金融普惠性，稳妥发展金融科技，加快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
2021年12月，《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的通知》5中，专门强调要充分发挥数据要素作用，要全面加快金融领域数字化转型，合理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在银行等领域的应用发展智能支付、智慧网点、智能投顾、数字化融资等新模式，稳步推进数字货币研发，有序开展可控试点。
2021年12月，人民银行印发《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22—2025年)》的通知，明确了金融数字化转型的总体思路、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实施保障；原银保监会则发布了《关于银行业保险业数字化转型的指导意见》7,截至到2025年，银行业保险业数字化转型取得明显成效为工作目标，为银行业和保险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明确的战略方向。
上海、北京、天津、河北、山西、黑龙江、辽宁、吉林、安徽、江苏、浙江、广东、四川、贵州、西藏、广西、青海、甘肃、内蒙等地，也纷纷出台相关数字化转型政策，大力推动数字化转型与数字中国的建设工作。
2.同业竞争驱动银行进行数字化转型
目前世界经济呈现高通胀、高利率、高债务、低增长、低贸易的“三高两低”态势；国内经济增长虽然相对稳定，但因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和不确定性的增加，企业信贷需求减少，个人消费支出下降，银行的贷款和零售业务受到了相当的影响。
受经济形势的影响，国内商业银行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
为响应政府鼓励普惠金融发展的政策号召，在低迷的经济形势下寻求新的增长点和发展机会，近年来国有大型银行不断下沉服务重心，将金融服务延伸到县级及以下市场，包括乡镇和农村地区，扩大对普惠小微群体融资供给“空白地带”的覆盖，为原先从未从银行获得贷款的客户提供金融服务。这些国有大行在下沉过程中往往面临获客成本高、服务成本高、风险成本高的挑战，为了应对这些挑战，为了更好地服务这些市场，保持自身市场地位，大行必须开发更适合当地需求的产品和服务，运用先进的金融科技手段降低服务成本，提高服务效率。
面对国有大行的“返乡”,中小银行则感受到极大的竞争压力，原先由地方性小型银行主导的市场面临着来自大行的巨大冲击，市场竞争日益加剧，部分小银行正在失去优质客户，市场份额被大行蚕食。如何通过差异化竞争、强化社区联系、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服务、获得竞争优势成了这些中小银行的当务之急。
3.新金融业态驱动银行进行数字化转型
与此同时，新金融业态的产生也驱动着银行业加快变革商业模式和经营方式。随着互联网与金融科技企业、第三方支付等机构纷纷入局，在他们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客户逐渐形成了“互联网思维”,对于互联网的依赖越来越大，对数字化服务的需求越来越高，特别是年轻一代客户，更倾向于使用数字化渠道进行银行交易。在“新政策”“新业态”“新技术”三重因素的叠加影响下，银行业变革商业模式和经营方式成了大势所趋——如果一家银行未能跟上这些创新步伐，可能会失去市场份额给那些已经采取行动的竞争对手。因此，如何提供更快捷、更方便的服务，从而吸引更多客户，同时降低成本、管理风险，有效管理资产质量，成了所有商业银行关注的重点。
对银行业而言，数字化转型已不是“选择题”,而是关乎生存和长远发展的“必修课”。
(二)企架是银行数字化转型的首选路径
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银行更重视对自身业务流程、服务模式、组织结构和管理体系进行全面升级，以扩展业务覆盖范围、改善客户服务体验、提升风险管控能力、提高银行内部运营效率、降低公司运营成本、挖掘数据资产价值、探索全新商业模式为切入点，运用各类新兴技术，对传统金融行业的产品和服务进行创新和改进，尝试重构产品和服务流程、重塑银行体系，以持续提升信息时代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能力，加速业务优化升级和创新转型。以上这些诉求，与企业架构工程的内容和价值高度契合。
实际上，金融监管部门连续出台的数字化转型政策，早已多次提及“企业架构”相关概念：
早在2020年，国资委在《关于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作的通知》中即明确提出要“以企业架构为核心构建现代化IT治理体系，促进IT投资与业务变革发展持续适配”2,专门强调了企业架构的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重要性。
2022年初，原银保监会的《关于银行业保险业数字化转型的指导意见》中提出“加快推动企业级业务平台建设，加强企业架构设计，实现共性业务功能的标准化、模块化”5,也与企业架构工程的内容和价值高度契合。
国资委发布的《关于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作的通知》以及原银保监会出台的《关于银行业保险业数字化转型的指导意见》提出的要求均与企业架构工程的内容和价值高度契合。各家银行也逐渐认识到企业架构应当成为银行开展数字化转型的首选路径。如何通过企业级架构建模方法论从业务、IT、应用、数据和技术架构等层面打造银行企业级全能力地图，沉淀企业级架构资产，构建企业级工程方法，是金融机构进行差异化竞争的关键之举。
(三)大模型时代的到来
大模型技术，尤其是大型语言模型，近年来在技术领域取得了显著的进展。这些模型通过海量数据的预训练，在自然语言处理任务上展现出了卓越的性能。随着计算能力的增强和算法的不断优化，大模型的规模和参数数量急剧增加，从百万级别扩展到千亿级别，显著提升了模型的学习能力和泛化能力。此外，大模型正在逐步向多模态学习领域发展，能够处理包括文本、图像和声音在内的多种数据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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